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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人事物都无法做到一出现便登顶到最高处，随着时间而产生改变以及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国姓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

那么，本期中国姓氏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中国姓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姓氏萌芽阶段。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保存着汉族和少数民族图腾信仰的纪录。如《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教熊、罴、貔、貅、豹、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其中的“熊、罴、貔、貅、豹、虎”实际上是指以野兽命名的六个氏族。这些野兽就是六个氏族的图腾。所谓图腾，是指上古时期人们认为每个氏族部落与某种生物有着亲缘关系，或跟某种无生命的物体有着特殊的联系，初民们把这类生物或物体视为整个部落的祖先、象征物、庇佑者。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记载：“夜郎者，初有女子浣于遁水，有三节大竹流于足间，闻其中有号声，剖竹视之，得一男儿，归而养之。及长，有才武，自立为夜郎侯，以竹为姓。”这种图腾崇拜其特点是“相信人们的某一血缘联合体和动物的某一种类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普汉诺夫哲学着作选集》第三卷383页）综上所述，可以知道，中国的姓氏同样萌芽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中。

第二阶段：姓、氏、名分化形成阶段。

姓氏表示血缘关系的世系群的称号，它起源于母系氏族。从“姓”的本身可以看出，它有“女”和“生”两个字构成。中国最早的姓大多带有母系社会的痕迹，如“姬、姚、姒、妫、姜、嬴”等。氏则是同姓衍生的分支，源于父系社会，也就是族号。郑樵的《通志氏族·略序》有一段话讲得很明白：“三代（夏、商、周）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故姓可呼氏，氏不可呼姓。姓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这段话将姓和氏产生的时间（三代之前），作用（“别婚姻”、“明贵贱”）说得很清楚。

第三阶段：姓氏合一阶段。

战国时期，由于旧的宗法制度的瓦解，人们的个性意识有了提高，出现了姓氏逐渐合一的现象。上指君主，下至平头百姓都有了自己的姓。

第四阶段：姓名充分发展阶段。

之所以说是充分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姓氏的数量超大规模的增长。根据黄帝和炎帝的传说，皇帝之子十二姓，炎帝之子四姓。从那时起，到唐太宗诗高士廉重修、李义府修改的《氏族志》录有235姓，到了宋初，广为传诵的《百家姓》录有503个姓。明代人吴沉编的《皇明百家姓》共收有1968个姓。清代则更多。

其二：少数民族姓氏的汉化。

之所以姓氏大规模的增长，少数民族的汉化是一个重要原因。从魏晋到明清，是少数民族大规模融入汉族的过程，汉族统治者通过赐姓、改姓或其他行政手段使得少数民族姓氏汉化；也有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文化过程中主动改姓；另有少数民族为适应时代和环境改从汉姓。

其三：等级制在姓氏中逐渐占重要地位。

魏晋之后，受九品中正制的影响，人们把姓氏的高贵、血缘的纯正作为选官授职和联姻缔亲的重要标志。北魏孝文帝拓拔（元）宏在坚持民族大融合的前提下，进行了一次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姓运动。在这一项改姓运动中，他把汉族中的卢、崔、郑、王定为一等姓氏。唐初时，唐太宗将崔、卢、李、郑作为高等姓氏。在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经唐太宗批准的《氏族志》把293个姓评为九等。这种将姓氏划分等级的做法一直延续到明清。

第五阶段：实名与虚名分化阶段。

如果说，姓氏发展的第四阶段是社会生活充分发展的结果，那么，当社会出现了具体情况，譬如，清代统治者制造的“文字狱”；明代统治者为了镇压不同政见者而进行的特务统治（“东厂”）。一部分政治家、文化人根据不同情况，运用虚名抨击时政。这种虚名包括笔名、化名等等。现代社会使用的网名，也属虚名之列，当然其原因与明清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纵观中国姓氏的发展史，中华民族的姓氏发展如同咆哮奔腾的长江，由涓涓细流形成的壮丽宏大的巨澜汇聚到浩瀚的大海；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中国姓氏犹如一株巨大无比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其根如须，盘根错节。梳理以下中国姓氏的发展，人们可以发现其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开放性：

所谓开放性，是指姓氏外延的扩大以及名字系统内涵的完备和丰富。由于中华民族是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在社会的发展过程，在各民族的融合进程中，姓的数量几乎是跳跃式地增长。炎黄时期为16姓，唐代姓的数量是293个，宋初的姓是503个，明代的姓最多达2635个。到了现代，据最新资料统计，中国的姓共有11969个（其中有些姓氏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不少消亡的）。其中单字姓是5233个，双字姓为4329个，三字姓为1615个，四字姓为569个，五字姓为96个，六字姓为22个，七字姓为7个，八字姓为3个，九字姓为1个。

开放性的另一个方面是名字系统的日趋完备和内涵的渐趋丰富。姓和氏在上古社会就产生了，为了区别社会成员，作为标志，名也就随之产生了。《仪礼·丧服传》记载：“故子生三月，则父名之。”《仪礼·檀弓》曰：“人女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之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古人对人的称谓，除名字之外，还有号，大致可分为自号、别号、法号、室号、绰号、谥号等。姓氏和名字系统的各个部分各有其作用，姓用来明血缘，氏则别贵贱；字的作用是正体，“字以表德，号以美称”。这种名字系统最早形成于商和西周时期。顾炎武的《日知录》就有明确的论述。

第二，等级性：

最早给姓氏打上人为印记的是北魏孝文帝拓拔（元）宏。拓拔（元）宏用强制的手段使自己的鲜卑族兄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至少表面汉化的过程。而且还进行了一系列匪夷所思、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的一项是姓氏改革，拓氏（元）宏将天下的姓氏分成三、六、九等。并且给每个等级制定了标准。在拓拔（元）宏开了先河的情况下，以后，谁掌握政权，谁的身份就高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到了唐代，李世民直接下诏，将原本第二等级的李姓，提升为第一等级，把王姓挤入第二等级。以后历朝君主基本如此。这种姓氏的等级制，造成了世界文化史上罕见的现象，譬如改姓、赐姓、讳姓等。这些所涉及到的姓氏绝对不在少数，拓拔（元）宏的姓氏改革就牵涉到一百多姓氏。

第三，地域性：

所谓地域性是指在全民族的范围内，姓氏往往按地域分布。例如，唐代形成的“五家七姓”，即李（陇西、赵郡）、崔（清河、博陵）、卢（范阳）、郑（荥阳）、王（太原）。人类学家、文化史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文中，曾经引用过他的朋友罗伯特·哈特给他的信说：“在中国许多地方遇到很大的村庄，全村只有一个姓。比方说，在一个地区见到三个村庄，每一个村住三千人。第一个村庄全姓马，第二个村庄全姓杨，第三个村庄全姓牛。”这种现象在中国极为普遍，这种自称村落的姓氏带有排他性。

第四，多源性：

所谓多源性，是指在中国的常见姓氏中（按照国家自然基金会研究划定：人口占0.1%的姓氏称为常见姓氏，现有129个。占人口总数87％），大多数有多个源头。这种多源性，既说明中华民族姓氏的丰富多彩，又给梳理姓氏的源流带来极大的困难，由此更加证明我国姓氏文化的源远流长。

第五，时代性：

在人的名字中往往散发着时代的气息，这是时代光芒的折射。汉代人的名字多用勇、超、雄、固等，反映大汉雄豪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塘人喜欢排行相称，就是当代皇上唐太宗，可称之为二郎，这种习俗表现唐代是一个豁达宽容、自由宽松的社会风气；宋人多山用老、叟、翁，这同当时社会对老人优厚有关；现代人则更为明显，子女的名字寄托着父母的理想和希望。

中国的姓氏产生至今有五千年的历史，其历史之悠久在世界文化史上极为罕见。这种社会现象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姓氏（包括名字）在民族文化的温床上形成，它是一座蕴藏丰富的精神矿藏。开发这座精神矿藏对于我们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清人张澍在《姓氏寻源》自序中说：“草木祖根，山祖昆仑，江海祖源，不此之求，是谓昧。”“昧”即糊涂，不明白，漆黑一团。姓氏是人的符号标志，又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文化现象。每一个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中国人的姓氏符号都可以与历史上着名人物的姓氏符号联系起来，甚至可以追溯到太古初民的原始崇拜。因此，这不仅仅是姓氏的溯源，还可以推而演之，成为一种寻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