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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姓在《百家姓》中排名第二。钱姓家族第一个称帝的人钱镠。期间也出过不少名人。例如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钱三强，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
1956年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11日改为二机部），宋任穷任部长，钱三强与刘杰、袁成隆、刘伟、雷荣天等被任命为副部长。他是副部长之中唯一的科学家。聂帅曾经对钱三强说过：“搞原子能，你是行家，就请你提建议，我们大家商讨决定。”
钱三强身为二机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承担着各相关技术协作项目的具体组织领导工作，其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还承担着铀－235的分离，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探测技术安全防护等方面的责任。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说：“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此时此刻心里很清楚这对于中国的原子核科学事业，以至于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前面有道道难关，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
1959年6月，苏联撤走专家后，聂荣臻副总理对钱三强说：“我们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攻克原子弹、氢弹方面的尖端科学技术问题，我们一定要争取在国庆15周年前后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至于人员选定，由你负责点将，点到哪个单位，哪个单位都不能打折扣。”
尽管压力巨大，但这是钱三强最繁忙、也是心情最舒畅的日子。他说：“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1960年，他推荐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他们一起领导了核武器攻关小组。经过四年努力攻关，研制成功扩散分离膜、六氟化铀、点火中子源等。其中的扩散分离膜是铀－235生产中的最关键、最机密的部分，被苏联人称之为“社会主义安全的心脏”，从不让中国的科学家靠近。
这些成绩的取得，无不和钱三强领导的原子能所有关。下面的数字或许更能说明问题。据统计，从1959年至1965年7月，从原子能研究所调出的科技人员共计914人，其中正副研究员、正副总工程师28人，助理研究员、工程师147人，研究实习员、技术员712人。同时，还为兄弟单位培训了1706名科技干部。这些人员多数都成为我国“两弹”攻关和核科研中的中坚力量。1962年11月，中央专委成立后，为加快原子弹的研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搞原子弹技术，一路直接奔赴一线搞核试验。为此，张爱萍请钱三强推荐一位核试验的领军人物。钱三强推荐了原子能所的副所长程开甲。因此，曾有人说，原子能所是“两弹”研制的“老母鸡”。还有人说，在中国研制“两弹”的豪迈进军中，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巨响，震惊了世界。
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仅仅三天，钱三强就被派往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而这又要追溯到1957年的“反右”。
1956年，钱三强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实习考察。刚从美国回国的钱学森，也来到苏联和钱三强一同考察。
1957年，帮助全党整风的大鸣大放开始。
这时，有人奉命来找钱三强、钱学森，征求他们对党内整风的意见。
钱三强谈到当时的情景说：“学森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对情况不够了解，就不谈什么意见吧。”实际上，是钱三强为钱学森挡驾了。
钱三强则毫无顾虑地向来人谈出了心里话。他说，法国的科学家，每年有固定的经费、研究项目，由科学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自己来制订计划，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不过问，科学院的管理工作，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苏联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吸收法国的经验；在斯大林时期，党组织在科学院也只是做思想工作和后勤工作，一切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据此，钱三强建议：“中国应该吸收法国、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改进体制，充分信任知识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业务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学家自己来负责，党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协助科学家搞好工作。”他还具体说明：“如果体制上不好马上动，可以先选拔几位有才干的科学家到领导岗位上来，参加领导工作，这会很有力地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可他善意之议，却被一些人认为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是反党言论，要把钱三强划为右派。后来，还是因为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保护，钱三强才侥幸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检讨，并说自己要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周恩来等负责第一线的领导工作。
在这一年召开的广州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兴高采烈地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元帅还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
钱三强在回科学院传达会议精神时，心情激动。他联系实际，讲了如下一段话：“聂荣臻元帅说，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我们有些支部书记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抓批判、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
钱三强此言一出，当即引起了很大震动。有人还翻出“反右”的旧账，认为钱三强比当年更加露骨地反党，并叫嚷，这种人早就不应该再留在二机部领导岗位上了。此外还认为钱三强在国外留过学，有不同寻常的海外关系。他在二机部这样的要害部门担任领导，不利于保密。
因此，二机部决定把钱三强调离，不再参加原子科学的攻关。
为了弄清问题，周恩来亲自到二机部听了一天情况汇报。因为有推不脱的外事活动，他又派聂荣臻副总理继续听取汇报。二机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刘伟说：“调走三强同志这个报告是谁搞的，我为什么不知道，这种行动符合党的原则吗？对一位对党忠诚的同志，能够这样随便怀疑吗？”
摸清情况以后，聂帅代表周总理宣布：“你们连钱三强也不相信，你们还能相信谁？”
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调出钱三强的计划没能实现。
事后，周恩来既批评了二机部的某些领导，也批评钱三强不尊重党的领导。
调出不行，但思想教育可不能少。
就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当晚7时，钱三强还遭到批判。三天后，即10月19日，他就被送往了河南信阳。这样，开庆功会时，就没有了核物理学家、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身影。
对此，钱三强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1964年，原子弹上天。上午××通知我，听听广播。5点到7点开会，对我提意见，把我送下乡搞‘四清’运动。后来他们照了很多相，好像一切都是他们几个搞的。
”这使我想起，十年前（1954年）入党的时候，总支书记（一位长征干部）说的一段话：‘三强，你可能认为，入了党就一片光明。实际生活是复杂的。将来你会知道，党内也还有尖锐的斗争呢。’当时，我还不理解。十年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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